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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红高粱深深吸引着观众。这部电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以山东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展现了中华黄土文明的古朴风貌，高粱地一望无际，是当地居民祖祖辈辈精心耕耘的成果，随着低沉的男声叙述，电影的序幕缓缓展开，九儿穿着嫁衣的美丽面容映入观众眼帘。她即将嫁给一个患有麻风病的老男人，但这是她无法避免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和地方，这样的婚姻很常见，尽管观众会感到惋惜和同情，但改变不了什么。

轿夫们开玩笑地让九儿唱歌，但九儿手中紧握着剪刀，这是她的反抗。她的哭泣使轿夫们的玩笑停了下来。九儿的反抗让她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她被救下后，心里暗许了那个救了她的男人，从此两人开始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九儿在回门的路上与轿夫发生了关系，老男人也被意外杀害。九儿接管了烧酒锅。一个醉酒的轿夫来到十八里坡，九儿被劫持，但她成功地与劫匪展开了搏斗，最终赢得了轿夫的芳心，两人结为夫妻。

红高粱九儿痛苦地生孩子，淑贤在外面焦急万分。孩子的啼哭声一响，所有人都问产婆生男还是生女，一听是个女孩儿，单老二等人立马要淑贤交出家里的账本和烧锅的秘方。淑贤急得摔倒在地，拼命挡着叔嫂闹事。这时产婆叫嚷着九儿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淑贤又有了希望。屋里，九儿难产，胎儿横在肚子里死活生不下来;屋外，单家一众人见希望不大，闹着要分家产。

淑贤高兴坏了，单家兄弟趁机想抢孩子，被罗汉护了下来。九儿产后大出血昏厥过去，淑贤却让罗汉把大夫送走，抱走孩子对九儿不管不顾。恋儿留下来陪着还剩一口气的九儿，然后跑去找淑贤救人，淑贤依旧不管九儿死活。眼看着九儿快不行了，淑贤让家人准备寿衣，打算早点儿葬了九儿了事。九儿穿着寿衣躺在棺材里，只有恋儿一个人不相信九儿已死，拿盆水泼向棺材，九儿受了惊，一下子从棺材里坐了起来，福大命大的她逃过一劫，战胜了死神。

在上世纪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在讲述的革命与国家的历史与当时的政治话语和谐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他用性与欲望代替阶级斗争做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土匪的视角解构了教科书的抗战史叙事，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而是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

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扯块“家族史”的幌子，已经算难得了。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决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欲望时代的来临。